千人集体顶替高考 钻了历史空子需付出什么代价

今年六月，一封实名举报信打破了小县城江苏灌南的平静。信中称，如今在当地担任公职的一对小夫妻，多年前曾冒用他人学籍考入大学。记者经过调查发现，当年顶替应届生学籍参加高考并最终化名生活多年的人不在少数。在特殊历史时期，仅灌南一县，就至少有千余人顶替学籍参加高考，其中不少人如今已是当地相关职能机构的主要负责人。

初看此事件，以为又是一个王娜娜式的悲情剧本：主人公考上大学却被人冒名顶替，顶替与被顶替的人从此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。

但事实并非如此：王娜娜是参加了高考却被冒名顶替上大学，而灌南版本中，被举报人孙大勇、汪昌梅夫妇则是顶替他人学籍参加高考，被顶替人此前已经辍学，所以，顶替学籍参加高考的考生对学籍真正持有人并没有产生实质影响，似乎不能用王娜娜事件的评判角度来解读此事件。

被举报的孙大勇、汪昌梅顶替他人学籍参加高考违法吗？肯定违法。但他们有错吗？很难说。顶替他人学籍参加高考，一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国家在一些考生比较多的省份实行预考制度，只有通过高考前的预考，才能参加高考。而在预考阶段，应届生的过线分数要比复读生低，复读生要提高预考通过几率，学校也有应届生升学考核压力，所以，这就共同导致了像孙大勇、汪昌梅这样的复读生用顶替应届生学籍的方法参加高考的现象。

很难说，孙大勇、汪昌梅从顶替他人学籍高考中获得了什么实际利益。照汪昌梅的说法，本来她的成绩就非常优秀，“预考成绩高出分数线一百多分”，并且，顶替辍学学生的学籍参加高考，也是考前老师基于学校利益的特定安排，与她本人并无关系，现在被举报冒用他人学籍参加高考，平静的生活被打破，心里自然委屈非常。

其实，对于孙大勇、汪昌梅夫妇二十年来顶着他人姓名生活的遭际，我反倒觉得应该报以“同情之理解”：出身贫寒的学子，没有窃取他人高考成绩，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，并找到体面的工作，但就是因升学率冲动下学校的暗中“助攻”、高考制度的不完善与户籍管理的松懈，才导致了他们一直活在他人影子之下，终究不能以真面目示人。

而这正是很多农家子弟的摇晃人生。他们目标清晰，命运却往往“沿洄难住”；他们仅仅可以依赖的资源只能是自己的不断付出。但命运在很多时候不是靠努力就可以改变的，充满了极大不确定性。一旦有捷径可走，他们往往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。当汪昌梅的老师让其签字时，她自然知道这是顶替他人学籍考试。但在命运面前，她很难去拒绝。

所以，套用一句烂俗的话，孙大勇、汪昌梅顶替他人学籍参加高考并导致二十年来用别人的名讳生活，是大时代的小插曲。这算不上什么个人悲剧，但足够让我们看到，一个时代的高考制度，对每一个想改变命运的人，都有着无可否认的指挥棒作用；学校为了升学率，也往往有钻制度空子的激励。

但这早已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，相关部门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来处理孙大勇夫妇？何况，如果真如报道所言，特殊时期仅灌南一县就有千余人顶替高考，而且当初不少顶替者早已是当地官员，面对如此巨大的体量与复杂情势，真要处理起来也会非常棘手。

顶替别人学籍考上大学的人生也不好过。当个人改变命运的手段始终无法与其周遭的制度咬合，也注定一些人只能在努力之外，寄希望于更务实的途径来改变命运。跟那些靠拼关系、拼背景或者拼身体的人相比，孙大勇夫妇顶替他人学籍参加高考，不过是在一只与其无关的利益大手拨弄下，被动配合着旋转起来而已。好耶坏耶？时也命也